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和养殖猪的国家，民间积累了大量养猪的知识，也形成了大量猪的良种。可是，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领跑了世界一千多年的中国猪种，却在与洋猪的竞争中节节败退。农民猪圈里黑猪花猪，逐渐换成了白白胖胖的洋猪；很多地方猪种，几近消失，甚至有人呼吁，要成立专门的部门保存土猪品种！
为什么，曾经风光无两的土猪，会完败于洋猪？
答案是——因为饲料变多了。
对猪而言，饲料的功能可分为两种：“活着”和“增肥”。
在饲料不足的情况下，保证“活着”是首要目的，因而耐粗饲[1]、生得多[2]、苟得住的土猪胜出；但在饲料充足的情况下，“增肥”才是第一目的。
同样的饲料，要增加“增肥”的产出，则必须尽量减少“活着”的耗费。此时，食量大长得快，饲养周期短（“活着”的天数少）的洋猪胜出。
洋猪与土猪竞争猪圈，饲料的多寡决定了竞争的准则。洋猪淘汰土猪，是饲料从少到多，从不足到充足所导致的必然结果。
假说需要可观察的事实来验证。
这里我选择年出栏率[3]作为验证品种变化的指标[4]。饲料的供应量，根据不同时期的局限，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反映[5]。
1978年—1998年采用全国粮食总产量来体现饲料供应量[6]。2002年—2016年采用进口大豆重量体现饲料供应量[7]。
从逻辑上，出栏率如果上升，则猪圈的周转次数上升，则猪圈的平均产出上升，则饲料的边际产出下降。边际产出下降源于饲料要素投入的增加，投入增加则意味着此时饲料的供应量是增加的，同等质量饲料的价格是下降的。反之亦然。
简言之，如果假说正确，那么当饲料供应量上升时，出栏率就应该上升，如果饲料供应量上升，出栏率不升反降，那假说就被证伪。
图一 1978年-1998年粮食总产量与猪年均出栏率的比较
数据来源：《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》（主编单位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；出版者：中国统计出版社； isbn：7-5037-3402-7/f.1286）
图二 2002年-2016年进口大豆重量与猪年均出栏率的比较
数据来源：国家统计局，中国海关。
如图1所示，1978年—1998年，出栏率与粮食产量的年际变化趋势高度一致。图2中2002—2016年，有两个异常点，一是2006年—2007年，进口大豆重量增加，出栏率却呈断崖式下跌，这与2006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大规模流行的猪高热病有关[8]；二是2014年—2016年，大豆进口量上升但出栏率基本持平，笔者的推断是饲料供应量对猪出栏率的边际产出贡献已下降至零[9]。由此可推断，未来几年内，如果猪的育种没有较大突破，即使进口大豆数量上升，出栏率也几乎不会增加（甚至会有所下降[10]）。对与不对，留待时间检验。
另一个有意思的验证，在统计年鉴中发现，2016年所有省份的出栏率都高于1，唯独西藏地区，出栏率仅0.49，一头猪出栏得近两年！这是因为西藏农业受气候约束太大，主粮远远不足以富余做饲料用，而饲料运输半径非常短，必须就地取材生产。所以西藏的专业饲料供应几乎为0，此时土猪抢赢了猪圈。
洋猪淘汰土猪是因为饲料变便宜。反过来用，则可以指导辨识猪企租值。
猪企有竞争，竞争的局限是相同的饲料成本。那么此时，我们可以通过出栏率，来判断企业养猪的效率，进而推断企业的租值。越高的出栏率，表明饲养管理的平均产出越高，表明其饲料的边际产出下降越少，其组织生产的合约，租值就越高。
养猪企业年报中，会披露生猪养殖的营业收入（一般在年报的“董事会分析”或“经营情况分析”中披露专项产品的营业收入），财报的库存科目中有消耗性生物资产，两者相除可以反映出栏率。因为营收受猪价波动影响，而消耗性生物资产是以成本进行核算，该成本受饲料价格波动影响，因此，我们用国家统计年鉴中，饲料价格指数和全国平均的产品畜价格指数，对两项数据进行修正。最终的计算方法：出栏率指数=（生猪营收/畜产品价格指数）/（消耗性生物资产/粮食价格指数）。
需要指出两点，第一，指数表示养殖效率，而非真实的出栏率。由于该指数是用的金额而非头数计算，因此会受出栏重量的影响。出栏重量提升，营收会增加，指数会增高。更高的指数表示猪养得更好，这没问题。第二，指数会受仔猪销售的干扰。因为生猪的营销收入包含肉猪和仔猪，而仔猪的产出依赖生产性生物资产（母猪）而非消耗性生物资产，因此仔猪营收占比高，会使该指数有较大偏离。
选取目前以养殖为主业的上市公司：温氏、牧原、雏鹰、正邦、天邦，将出栏率指数比较如图3：
图三 2012年-2017年五家养猪公司出栏指数横向对比
数据来源：各企业年报，温氏吸收合并上市公告书，国家统计年鉴。
从图中可以得到如下信息
1、正邦和天邦出栏指数稳定处于第二梯队。这两家主营都是饲料，养猪效率上，正邦略优。但与温氏牧原相比仍有差距。
2、雏鹰的出栏指数波动剧烈，且有几个年份异常地高。这显然是受仔猪销量的干扰。如2012年，销售生猪148.96万头，其中商品仔猪就有117.14万头！所以雏鹰与其说是肉猪养殖公司，不如说它是一家专卖仔猪的种猪公司。但是种猪公司的核心租值在于优质的品种资源，这一点雏鹰并不具备。它更大程度是靠天吃饭。持续赢利能力存疑。
3、温氏和牧原是当之无愧的养猪大佬。两家企业不销售仔猪，或仔猪销量占比很低，在仔猪营收干扰可忽略的情况下，两家的出栏指数仍然保持高位，养猪效率是真的高。两者相比较，温氏的在规模逐年扩大的基础上，出栏指数稳定且逐年上升，前景可期。而牧原在2015年之后出栏指数开始降低。2016年的降低，是因为迅速扩张，新建了大量猪场而未及产出。但2017年，新建猪场已经投产，指数仍未及历年平均水平，极有可能牺牲了部分效率以求扩张。这也在其他方面得到印证。
因此，如果赌未来5-10年，我会下注温氏。（郑重声明：笔者持有相关公司股票，上述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！股市有风险，入市须谨慎！）
饲料增加，使得以此为原料的猪肉产量急增，这不仅仅是单纯的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，而是包含了猪品种的巨大变革，换个角度即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！工业生产中也有类似的例子。比如铁钉成本的大降淘汰了榫卯结构，而连接结构的变化又推动了板材的革命，使得便宜、轻便、易加工却不具备弹性的胶合板、颗粒板替代了实木成为板材主流。这一系列的变化，进而使得木质家具的整体成本大幅下降。谁能想到，家具行业的革命，正是始于一颗钉子！
深秋始于一叶是规律，见一叶而知秋是智慧。佛陀从一花中看到整个世界，我从洋土猪的更替中，也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！
[1] “粗饲”即质量很低的饲料。传统土猪可以长期忍受以糟糠、泔水为主的营养价值较低，且质量非常不稳定的饲料。
[2] 粮食产量受天气影响巨大，养猪也随时有减产的可能。活猪不可分割，因而多生有利于分担减产风险。土猪品种多以产仔数闻名，例如太湖猪平均一胎要生二十多只猪仔。
[3]. 猪年出栏率等于当年出栏猪的数量与年加权平均存栏猪数量的比值。出栏率可以理解为是猪圈的“翻台率”，用1年除以出栏率，即是猪的育肥周期。例如出栏率为2.0，则说明猪圈每半年周转一次，即该品种猪的育肥周期为180天。在极大的空间范围（本文为全国）下无数养猪场持续生产，一段时期内猪的总存栏量近似固定，因此本文采用年末存栏猪数量替代年加权平均存栏猪数量。
[4]. 年出栏量的边际变化可以直接反映猪品种的变化，此处有一个假设，即所有猪都在经济上的最佳时间出栏，所谓的最佳出栏时间，是饲料的边际投入与猪肉的边际产出相等处。这相等处在何处，当饲料价格与猪价确定时，出栏时间只与猪的品种直接相关。此时，出栏率如升高，则意味着早熟猪种的比率增高，反之亦然。当然，饲料价格和猪价是波动的（尤其是猪价），因此我们尽可能用较长的时间跨度（年）作为考量单位，且考察较长时间（10年以上），以期将这种波动的影响降到最低。
[5]. 没有采用统计局的饲料价格指数来进行验证，是因为该指数无法剔除饲料质量的影响。而假说中“饲料供应量增加”或“饲料价格降低”，都隐含了相同质量的假设。事实上，随着我国饲料工业的发展，饲料质量的提升非常巨大。用价格指数进行验证的偏差会非常大。
[6]. 全国粮食产量可体现饲料供应量的局限有二，一是此阶段我国粮食进口量可忽略；二是粮食用于深加工（如酿酒）占比较低，即盈余粮食投入饲用比例极高。
[7]. 此阶段不适合用粮食总产量体现饲料供应量，因为注6中的局限都发生了改变。而进口大豆能体现饲料供应量的局限有二，一是几乎100%进口大豆用做饲用，且饲用豆粕几乎100%来自进口大豆。二是豆粕在饲料中占比稳定（约占全价料净重的30%）。
[8]. 从2006的5月底开始，某些地区的许多猪场，生长育成猪和部分母猪、保育猪暴发猪无名高热病，大部分发病猪场患猪发病率在50%以上，死亡率高达50～90%，给猪场和养猪户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，有些猪场因此而破产。病原主要为多种病毒和细菌、寄生虫的混合感染和继发感染（百度百科）。
[9] 出栏率边际产出为0的实际含义是，全国几乎所有的养猪户，已无法更换更加早熟的猪种。
[10] 出栏率会下降，是因为散养户比例的提高，拉低了整体出栏率。散养户的猪种多为土杂猪，与规模猪企的外三元相比，出栏率较低。规模猪场产能扩增远比散户困难，饲料消耗增加，意味着养殖总量的上升，上升的主要是散养户的部分。该推论与“饲料供应量增加，出栏率上升”的假说看似矛盾，但其实并不冲突，因为此时已经附加了一个局限：散养户无法更换出栏率更高的猪种。
本文转自李俊慧老师公众号“李俊慧”，经济学讲义一书作者。
